这些日子中国的法官有些忙。随着企业破产和投资失败，更多的人诉诸法律来解决财务纠纷。

在一个增长放缓的经济体，商业诉讼案件大幅增长似乎完全是正常的，但在中国，它反映出一个深刻的转变：在管理从日常协议到复杂融资安排的商业交易方面，法治已取得显著进展。

上周，已倒台的政界人士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涉嫌谋杀一案开庭审理，突显出中国刑事司法体系的缺陷——谷开来不能自己选择律师，而庭审不到8个小时就宣告结束。

但在商业领域，法院作为强大、成熟而公正的机构受到人们的尊敬。

北京天咨律师事务所(Capital Associates)的管理合伙人路宇(Luka Lu)表示：“人们现在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合法权利，因此在发生纠纷时，他们开始诉诸法律而不是其它方法。这是一种很好的发展。过去如果发生纠纷，他们有时会干脆进行打斗。”

以营收计算中国最大的综合类民营企业集团复星集团(Fosun Group)，最近因与知名地产开发商SOHO中国(Soho China)就收购上海一个黄金地块发生纠纷而提起诉讼，同时中国两家最大的银行光大银行(Everbright)和民生银行(Minsheng)本月以一些小型钢厂未能偿还贷款为由而将之告上法庭。

案件数量的增长十分惊人。中国政府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数量达37.6万件，同比增长了25%。

仲裁数量也大幅上升，去年结案金额达到约113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2%。法庭和仲裁机构在遭受经济增长放缓冲击最为严重的较富裕沿海地区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

中国东部城市温州爆发的数千例借贷纠纷最终对薄公堂。为了应对此类案件的激增，温州市成立了特别金融仲裁院。总部位于温州的浙江高策律师事务所(Zhejiang Great Strategy Law Firm)的首席合伙人江丁库表示：“金融仲裁院的一名法官每月要处理逾60宗案件，而通常一年处理60宗案件已经被认为是很难的了。这些都是牵涉数十家企业、股东及其亲属、金额数百万元人民币的案件。它们绝不是小案件。”

温州由于其金融危机的严重性而成为一个极端例子。香港城市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法学教授贺欣表示，在中国其它地区，法官可能会超量工作，但他们也接受了较好的训练以胜任自己的职责。

贺欣表示：“由于加大了培训，他们基本上可以处理这么多案件。如果你想做一名法官，你需要通过全国司法考试，这非常难。”这是中国最高人民法院(Supreme People’s Court)的进步——该院院长王胜俊没有接受过任何正式的法律培训。

贺欣称：“中国法院并不像人们通常想像的那么糟糕，尤其是在日常商业纠纷领域。”

中国的法院向这个方向发展并非偶然。在过去三十年间，中国政府搭建了法律体系，开办法学院，起草大量的法律法规——这通常是在国际顾问的协助下完成的。

另一个重要的发展是创立了专业的经济和金融法庭。香港大学(University of Hong Kong)法学教授沙赫拉•阿里(Shahla Ali)表示：“这使得法院里的法官可以发展并熟悉某类型纠纷的专业知识，无论是借贷、合同还是证券。”

过去，中国法院在执行判决方面权力有限，但最近的改革提高了它们冻结资产的能力。冻结资产在处理商业案件中非常关键。

天咨律所的路宇表示，她最近接手了一起中国公司没有依协议向合同商付款的案件。法官颁布强制令，阻止该公司法定代理人乘飞机离开。

路宇称：“那位法定代理人正在机场，他们拒绝让他登机，随后法官与他进行了接触，他第二天付了款。”

英国《金融时报》董慧(Emma Dong)北京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